乾嘉时期甘肃著名学者张澍，以发现“天下绝碑”——《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》而为西夏学研究拉开了序幕，从而享誉天下。他与巴蜀渊源深厚，先后在屏山、兴文、大足、铜梁、南溪五县任职，长达七年之久。张澍长于著述，每到任一地，皆以发掘乡邦文献、撰著地方志书为务。他曾为《重修兴文县志》作序，主持重修了《屏山县志》《大足县志》。《蜀典》一书，则是他多年来留心巴蜀掌故、搜讨巴蜀文献之后编成的一部涵盖全蜀范围的重要历史著作。

该书为史部杂抄类著作，共十二卷，其中卷一、卷一〇、卷一一各分上下，实则为十五卷。共十一类：堪舆、人物、居寓、宦迹、故事、风俗、方言、器物、动植、著作、姓氏。堪舆类，考证地名与建筑；人物类主要记载蜀地所出之名人；居寓类实则即方志之流寓类；宦迹相当于考察入蜀人物；姓氏类专门考察蜀地姓氏，以较为罕见之姓氏为主，多罗列载籍所见人名。较有特色者，乃风俗、方言、著作三类。风俗与方言类，以语言文字之考据见长；著作类，则以辑佚见长，重点辑录了郭舍人《尔雅注》、蜀才《易注》、谯周《法训》等书。总体来说，全书主要有辑佚、考证、补正等方面的价值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独具特色之姓氏学。现略叙如下：

（一）辑录巴蜀文献。《蜀典》在“著作”类，辑录了诸多巴蜀名人的佚作，包括郭舍人《尔雅注》、蜀才《易注》、扬雄《琴清音》、谯周《法训》、《五经然否论》、司马相如《凡将篇》等，用力甚勤。张澍在辑录这些文献时，还并不仅限于抄纂出来而已，而是做了编排、校订等大量工作。比如《尔雅注》，他就按照《尔雅》原书的编排次序，将所有注文逐条附在正文之后，可以说是最大限度恢复了《尔雅注》的本来面貌。不少佚文同时为多种著作征引，张澍辛苦爬梳出来，将不同引文进行对校，有时甚至考虑到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，并对这些异文详加说明。从这两个角度来说，他对于辑佚学的发展，是有重要贡献的。

（二）考辨前人陈说。掌故传闻，不同的典籍记载各异。张澍在抄录这些条目时，与以往的巴蜀掌故著作明显的区别在于，他汇集诸说，详加考辨，并得出可靠的结论。以卷二“苌弘不葬蜀”条为例，自《华阳国志》卷一二载苌弘之血化为碧珠以来，历代多以苌弘化碧之事出于蜀中。张澍征引《拾遗记》《史记》《左传》《庄子》《淮南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皇览》《仙传拾遗》等诸多著作，做出了详细考证，虽然只是一个条目，其实就等于一篇考据文章。《蜀典》中的不少篇幅较长的考辨条目，亦收入张澍的别集《养素堂文集》，足见他对这些考辨文字也是相当自豪的。

（三）补正巴蜀旧志。《蜀典》脱稿不久，嘉庆《四川通志》也刊印出版了。张澍到成都出差之际，得以览阅全书，在根据《四川通志》的资料订正自己书稿的同时，他也明确指出了《四川通志》的诸多疏误，这对于研究和利用这个清代最重要的巴蜀总志来说，意义重大。此外，张澍在收集巴蜀稀姓人物时，充分利用了《万姓统谱》《历代名贤列女氏姓谱》等书，其中的不少人物姓字、履历等资料，可以补充四川旧志在职官、人物、选举等门类的缺失。

（四）汇集巴蜀稀姓。在注重门阀的六朝与隋唐时代，姓氏学是非常重要的。即便后来不这么看重门阀与世家，姓氏学也能为人物生平研究提供基础，从而成为方志系统中“名宦、职官、选举、人物”等重要门类的有机组成部分。张澍是非常重要的姓氏学研究者，《清史稿》本传评价他的《姓氏五书》为“一门绝学”。但是，张澍是甘肃人，他长期关注的稀姓人物传记资料，多数都是北方人。由于在巴蜀为官长达七年之久，辗转五个县，且主持编写了多本县志，参阅了现存最重要的一本《四川通志》，这让他有机会全面了解巴蜀地区的稀姓人物。因此，《蜀典》在“宦迹、姓氏”两个门类，重点考察了蜀地稀姓，并根据相关载籍，勾勒了相关姓氏的历史名人生平。这就极大地拓宽了张澍姓氏学的研究范围，体现了《蜀典》的独特史料价值。

总体来说，《蜀典》是一部有关巴蜀掌故的史部杂抄类著作，内容涵盖面广，涉及学科多，有研究深度，有多重价值，对于我们今天挖掘巴蜀历史文化有重要参考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