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

（艾茂莉，乐山师范学院讲师）

一、修志始末

地灵方生人杰，人杰始证地灵；地灵人杰，相辅相成。蒲江之于魏鹤山，正此之谓也。

蒲江乃千年名县，始建于西魏恭帝时期。隋仁寿元年（601）改为蒲江县，取治枕蒲水之意，蒲水又以蒲草为名。其后虽或置或废，或改隶于不同州府，然蒲江之名未曾更动。故而蒲江作为成都市首个获评中国地名文化遗产的“千年古县”，可谓名副其实！

蒲江乃蜀地著名盐铁之都，《华阳国志》卷三载：“孝宣帝地节三年（前67），罢汶山郡，置北部都尉。时又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，增置盐铁官。”此可谓地灵也。

然挺生英杰，声震华夏，名垂青史，则自魏了翁庆元五年（1199）高中状元始。魏了翁建鹤山书院，开门授徒，士人争从，尊称为鹤山先生，名动天下。端平元年（1234），被召入直学士院，前后上疏二十余章，帝将引以共政。二年（1235）十二月，命出督视师，理宗赐便宜诏书，并御书“鹤山书院”四大字赐之。尔后，言及蒲江者，则无人不知鹤山矣；言及了翁者，则无人不知蒲江也！

尽管地灵人杰，蒲江的旧县志却不甚知名。管见所及，《蜀中广记》卷六八、《[嘉靖]四川总志》卷一三引用了旧《蒲江志》，应是明代所修，惜无传本。这本由纪曾荫在乾隆四十八年主持纂修的《蒲江县志》，就是清代蒲江史志之祖了。

纪曾荫，顺天府文安县（今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）人，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）进士，从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到任蒲江知县，一直到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（此取《[光绪]蒲江县志》卷二之说，《[嘉庆]四川通志》卷一〇五则称乾隆六十年时知县为黄铣），治理蒲江长达二十六年。《[光绪]蒲江县志》卷二小传云：“纪曾荫，字松符，文安人。开修堰渠，建置奎阁，设立文昌宫、鹤山祠祭需。乾隆丁酉、己亥、癸卯三科，充四川乡试同考官。”他到任之后，就访求旧志，但收获不大。又因为征金川事从事粮草督运，延宕数年。直到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凯旋后，始广咨博采，邑人献刘庶埴所辑《志略》，不过残编数纸而已。刘氏于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至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知蒲江县，年深日久，有志而无成，足见修志之难。到了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开始官修《四库全书》，各省修志方蔚然成风。潘成栋为本志作序时说：“方今圣天子开集贤之馆，钦定《四库全书》，直省咸设书局，修辑志乘，如古輶轩之陈风，献之史官，恭备乙览。纪君出宰十余年，当官有干寔，其久任政成，固一切事办矣。而邑志之作，犹兢兢于遗训、故实，以资政事。”可见，本书之成实乃外在修志风气与内在纂志夙愿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二、本志得失

本书编修时间不算长，纪曾荫在序中明言只用了半年时间，四月开修，十月成书。诸多士人分任采访、编辑、校订，共成四卷，分为十章：地理、建置、赋役、官师、学校、风俗、选举、士女、方外、艺文。筚路蓝缕，开山之功甚伟！兹对此书之优劣略作评述。

征引旧籍，取择有度。纪曾荫在序中说：“比年来，悉心采访，搜碑碣于断残，询耆旧之睹记，参诸省志、州志所载，详加考订。”所谓“省志”，指《［万历］四川总志》及《[雍正]四川通志》；州志，则指《[康熙]邛州志》。对于旧志中关于蒲江县的史料，本书引用较多，尽管很少标注来源，却自有一番判断。如卷二《列女》中，对明代虞氏的记载，就有别于《[万历]四川总志》卷一六、《[雍正]四川通志》卷一一、《[嘉庆]四川通志》卷一七四，三者皆误以为乃宋人，可见本书对旧志并非一味遵从。

分门编排，要言不烦。本书分四卷，共十个门类，与嘉庆时期的诸多县志相比，是非常简约的。我们曾校注嘉庆《彭县志》，该书就是将每一个小门类单独列为一卷，达四十二卷之多，实际上则往往有一卷仅一页者。本书先分卷，再分门类，每一门类之下再按时间顺序编排，非常便于资料检寻。于采访无获者，则直接阙如，比如卷二对宋代职官的题名，就没有教谕、训导。当然，也有归类不那么合理的，比如将寺观归入方外志，通常应该归入地理志。

广搜艺文，为后者师。对于方志来说，艺文志通常都是篇幅最大的。回到我们开篇谈到的蒲江县诞生千古大儒魏了翁这个标志事件来说，本书收录魏了翁的大量作品，正是对蒲江文脉的致敬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御选古文渊鉴》卷六四收录的鹤山十一篇文章，本书全部抄录，体现了极强的崇上觉悟。艺文志按体例分类，同体之下按时间编排。《[光绪]蒲江县志》全面遵从了这个格局，并且全部吸纳了本书收录的所有诗文，可见此书的开山地位！

尽管有这些优点，有开创之功，但草创维艰，存在诸多不足，也是常理。

失于苟简。这是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。对山川之描述，往往只叙地理远近，类甲乙账簿。实则蒲江山川秀美，古迹众多。以衬腰崖为例，此处有宋代的茶马古道，体现了蒲江在交通史上和茶业史上的重要地位，但本书仅云：“衬腰崖。县南二十七里，一名插剑崖，旧传李二郎追孽龙至此。”又如飞仙阁，乃蒲江县著名景点，有众多摩崖造像与碑刻，本书却只在“古迹”中寥寥数语带过而已。对人物之介绍，也失于详考。对于任职蒲江者，往往只罗列人名与任职之时，对籍贯、科分、政绩等，多有缺失；对于蒲江人任职外地者，多数都只列名字与官职，连何时任职何地都不清楚，这就导致史料价值不足。至于在职官与人物等方面的采访缺失，就更多了，可参龙腾先生《魏了翁传》第一编。

失于疏漏。本书为草创之作，修纂时间短暂，又成于众手，有疏漏自是难免。但在某些大问题上面出错，还是令人惋惜。如卷一“长秋山”条，称蒲江县主簿王兴为宋人。考唐代已有主簿化一名，则王兴不可能为宋人；又蒲江县正式更名在仁寿元年（601），此主簿为唐人的可能性更大。又如卷三收魏了翁《重修泸州学记》一文，就是伪作；关键是同卷还有魏了翁的《泸州重修学记》一文，竟然不知以《鹤山集》作参考加以甄别，令人骇怪。

失于袭误。本书对资料的利用有审慎之处，但也有因失察而沿袭旧误者。比如卷一《沿革》中明代蒲江县复置的情况，就是因袭《[雍正]四川通志》卷二，误以为乃洪武十三年复置；实则据《明太宗实录》卷八六及《明史·地理志四》，复置蒲江县在洪武六年。卷三魏了翁《直学士院奏对》一文，实据《宋朝三季政要》卷一而来，东拼西凑，并非一篇独立文章。卷四收魏了翁所谓《题杨素墓》，实乃因袭《[乾隆]丹棱县志》卷一一而误，准确题名为《题外舅提刑杨大夫墓》，载《鹤山集》卷一二。

本书曾于同治五年（1866）重刊，但这个版本并未对原书的疏误进行更动，也无新增材料，反而偶有脱误。如卷一缺第三十二叶，卷二第四叶“周隆”条“七”字为墨丁，卷二第三十五叶脱“胡魁”二字，卷四《莫公台》诗“上揖松、乔栖”之“上”误刻作“土”，此本实无参考价值。

三、校注浅说

《[乾隆]蒲江县志》为清代蒲江旧志之开山之作，草创不易，错漏较多。后来的同治重刊本并无订正，《[光绪]蒲江县志》也基本承袭了乾隆志的内容，尤其是艺文志，全部吸收了乾隆志的所有内容，所以，本书的校注工作只能大量参考其他文献。

校勘方面，我们本着求是的原则，追寻史料来源，并以权威版本进行校对。以卷四《〈鹤山文集〉序》为例，此文载《鹤山集》卷首、《江湖小集》卷七一、《补续全蜀艺文志》卷二三、《[雍正]四川通志》卷四四等。通过比对，我们发现本书是据《四川通志》抄录，《四川通志》又沿袭《补续全蜀艺文志》，源头则为《鹤山集》。以宋本《鹤山集》来看，当是吴渊亲笔书写，字迹潦草，辨识难度大。所以，《补续全蜀艺文志》与《四川通志》所载文字多有错讹，我们利用《鹤山集》与《江湖小集》，做了大量校勘，并根据《隐居通议》卷一七、《读书杂识》卷一二的记载，考订此文乃刘澂代笔。

注释方面，我们本着代读者翻书的原则，将书中之疑难之处详加注释，并罗列文献证据，以示不为瞽说。本书的艺文志篇幅较大，尤其以魏了翁之文和清代四篇赋作，最难疏解。鹤山才高学赡，通经博古，每于文中追慕三代礼制，博引经典以抒为人、为政之道，如卷三《眉州江乡馆记》论五礼之迎宾，《泸州重修学记》论古今学制，《洪州天目山房记》论古代经典所讲先王之制，《泸州赡军田记》论古代兵制，可谓博大精深，若不详注，实难读懂其文，更难体会鹤山才学之富。卷四一篇《鹤赋》和三篇同时同题之《鹤山赋》，以鹤、白鹤山、魏鹤山为主题，华词绚彩，用典绵密，对仗工整，声韵铿锵，实乃难得之佳作。尤以吴治恒所作《鹤山赋》最显才情高远，堪称佳构，不愧其县学训导之身份，更是与蒲江文脉、与蒲江大儒魏了翁遥相呼应！对这些繁难之文进行详注，充分体现了我们在整理旧方志时对彰显方志“育人”宗旨的深度考量。魏了翁的文集目前尚无整理本问世，本书所收其他诗文亦多非著名文人之作，我们的注释可以说是一项开荒之举，即便后有《鹤山集》注本问世，本书的注释成果当亦不逊色。

考订方面，我们本着突显整理深度的原则，主要对相关人物的资料进行了挖掘。以卷二《官师志》《选举志》《士女志》三个门类为例，我们综合利用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《[嘉靖]四川总志》《［万历］四川总志》《明一统志》及众多的省外旧方志，尽可能地考证了相关人物的籍贯、字号、科分、仕履、政绩等，拓展了此次整理的多向度利用价值。此外，我们还对一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问题进行综合论证，为学术界提供严谨、缜密的研究成果。以卷三税与权《〈鹤山师友雅言〉序》为例，文末署款为“有宋嘉熙，岁在鹑火”，这是比较特殊且少见的纪年方法，我们必须知道上一个“岁在鹑火”具体的年号和干支，才能推测下一个“岁在鹑火”。考察相关研究成果，发现辛更儒先生在《杨万里集笺校》卷一〇七《与周丞相贺冬》的注释中，将“岁在鹑火”定在庆元六年（1200），但不言推论过程。我们根据《宋书·符瑞志》的记载，推算出历史上217年为鹑火，按照12年一个循环周期，嘉熙年号下的岁在鹑火指1237年，而杨万里笔下的岁在鹑火应指1201年。不但给出准确结论，还详细分析推算经过，并与诸多史料的记载完全相合，这些工作，对于以后的古籍整理者来说，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。

四、特别鸣谢

与蒲江县史志办有合作意向，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。感谢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审处黄小华处长的介绍，我们与大邑县、彭州市开展了多次旧志整理工作。

在校注过程中，我们克服了诸多困难。首先感谢的是蒲江县史志办前任主任王义重先生，王主任热情邀请我们去蒲江考察、调研。嗣任蒲江县史志办主任曹志雄、杨塑副主任也对该书的整理做了多方面的协调工作，带领前任主任王义重、蒲江县文史专家龙腾先生、蒲江县寿安街道丝栗村党支部书记龙雪松同志等，与我们一同考察了九龙洞、悬珠洞及飞仙阁。这些实地考察，帮助我们订正了旧志中的不少错误。尤其是龙腾先生，著有《魏了翁传》，对于我们整理和注释魏了翁的诗文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。龙先生已是八旬高龄，精研蒲江文史数十年，对蒲江历代官师、人物等有深入研究。老先生将这些资料无偿提供给我们，令我们感佩至深！

史志贵在信今传后，古籍整理贵在订讹正误、释疑解惑，这都是功在千秋的事情，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我们并不长在蒲江，对蒲江的历史研究也不够深入，再加上本书的艺文志校注难度巨大，无所依傍，所以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，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本书存在的错谬与不足，不吝赐正！

本书能够顺利完稿、出版，蒲江县史志办与档案馆的诸多领导及龙腾先生、陈学林先生、罗国建先生、龙雪松先生等功不可泯！著名书法家林忠胜先生帮忙辨识相关文字，同事赵艺玲帮忙处理插图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协助！

最后，特别感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张爱芳女士、责任编辑张慧霞女士的认真审校。张爱芳老师早在2015年就与时任副社长殷梦霞女士一道来敝校，商讨启动“嘉州文献集成”项目。惜因各种原因，一直没能合作。这次《［乾隆］蒲江县志校注》能够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，离不开张老师的大力支持和辛苦的编校工作，特此致谢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