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译峨籁校注》扉页，本文由中心成员艾茂莉纂写

《译峨籁》，是明代四川井研人胡世安所编的关于峨眉山掌故的山志。虽然以前也有不少类似的著作，如《宋史·艺文志三》著录的二卷本《峨眉山记》，但这些著作都亡佚了，因此，《译峨籁》就成了现存最早的峨眉山山志，地位、意义都很重要。根据已故乐山文史学者毛西旁先生的校注本后记来看，上个世纪80年代的北京图书馆还有此书的纸本，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，只有此书之胶卷了。这就是说，《译峨籁》的孤本都没有了，只有胶卷还在，整理此书，刻不容缓。当然，也并不是只有我认识到了这本书的价值与整理它的意义，毛西旁先生做了一个校注本。客观地说，该校注本在专业性上是比较欠缺的，首先是过录文字上存在不少错误，因为他是根据骆坤琪、郑必辉的钞本的再誊录本而来的，可想而知；其次是注释太简单了，主要注一些文史常识，对于相关典故、一些诗文作者的事迹挖掘不够；第三是对于原书本身存在的一些错误，没有发现，也就谈不上深入的考辨了。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是，当时的校注本是内部印刷的，流传度不广，也就难以为学术界所用。有鉴于此，我对此书重新进行整理与注释。值得高兴的是，国家图书馆公布了《译峨籁》胶卷的全文图像，为我的校注工作提供了方便。

这次校注，以《译峨籁》的胶卷为底本，以蒋超的《峨眉山志》为重要参考，补充了七篇序文和一篇《道里纪》，基本上还原了《译峨籁》的面貌。下面就简要说说这次校注所做的工作。

从文本整理方面来说，我们做了三方面的事情。第一，是据《峨眉山志》补入七篇《译峨籁》序文。这七篇序文的编排顺序，依照的就是《峨眉山志》中收录的顺序。第二，是补入了《道里纪》。现存的《译峨籁》胶卷中并无此篇，但根据陈之遴的序文，的确当有此篇，故补入。第三，是据他书对《译峨籁》的错简现象进行了修订，毛西旁校注本将《文翰纪》放在《道里纪》之后，改动了文献原貌，我们这次还是依据底本，尽量保持古书原貌。这三个方面的工作，是文献整理的基础，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文本。尤其是我们还将原书的错简图像附在后面，有助于研究者复核与考证。

从校勘方面来说，我们解决了原书大量的文字错误问题。这种错误包括两个方面的，第一种是纯粹的误刻，第二个是涉及到相关典故的。误刻方面，有比较简单的形近而误，如将”璧“误作”壁“（p12）、”狒“误作”彿“（p17），这是可以根据上下文就能判断的。也有比较复杂的，比如将”奉“误作”春“，虽然有形近的因素，但贸然校改，还是缺乏根据。我们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，发现袁子让的《游峨山记》有类似记载，正作”奉“（p47），这样先校改，再说明文献用例，并进一步考证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，就比直接凭感觉而改字要严谨、科学。涉及到相关典故的误字，就更难了，首先我们必须发现这个字错了。《译峨籁》今存就一个版本，是没办法用对校来发现问题的，我就用最笨的办法，本着一定要将原文读懂的态度，不懂的就去查资料，利用各种手段去查。比如前面提到的”化人无择“”雾光“，我就是把他们当成人名，去找各种旧注，终于知道它们并不是这样写的；又比如《典籍纪》中的《飞行羽经》，原作”飞玄羽经“，我就把它当成一种道经，去找各种道经目录，终于发现应该作”飞行羽经“，作”飞玄羽经“是因袭了《蜀中广记》的错误（p58）。这就不但发现了错误，解决了问题，还顺带探明了《译峨籁》的资料来源。并且，我们所做的校勘改动，皆严格出注，所有的引书皆标明详细的版本，是经得起检验的。

此外，我们还利用大量的诗文别集来进行校勘。这种校勘，某种层面上可以发现一些错误，改正相关文字；另一方面来说，则提出了不同的文本，比如喻时所作《问峨》诗（p160），既载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《吴臯先生文集》卷一，又载于嘉靖四十五年刻本《海上老人别集》卷一，两个别集的记载本身差异很大，《译峨籁》的记载与二者又有差异，这就不可能校出所谓对错了，提出一些异文，让读者自己去品味，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从注释方面来说，我们主要注释历史典故，挖掘一些与文本相关的信息，比如诗文作者的资料，比如诗文的大致作年等。而这些工作，在毛西旁的整理本中是很欠缺的。不能苛求前贤，也就不谈这一点了。但需要诚恳说明的是，注释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，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。难度之一就在于把握注释的标准。毛西旁的注释点主要在于年号、人物、书名，过于简单。而我在注释的过程中，又可能片面地对读者群有了较高的期待。比如”鬼车“（p162），《易·睽卦》中有”载鬼一车“之语，《本草纲目》中专收了这个词条，又名九头鸟，在我看来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词，所以就没有出注。又比如《宗镜纪》关于岩下老人的记载，《译峨籁》是没有错误的，一般人甚至会觉得不需要出注。但我引了正德《南康府志》《广博物志》《空同集》《豫章诗话》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等对这个事情进行了详细考辨，可能又会给人”以注乱经“之嫌。然而我认为，注释讲究的就应该是深度与广度，别人已经说了的，我就少说或者不说，别人讲不清的，我就多说，甚至大胆地说，只要有根据，或能成一家之言。如《典籍纪》中引《峨眉传》，有一段所谓孙思邈所作的铭文，其中”吹嘘二無“一句，”二無“明显讲不通，我根据《清江三孔集》卷二、《世经堂集》卷九的记载，校改为”吹嘘二炁“。编辑同志还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这两本书都是用的”吹嘘二氣“，我要改成”二炁“。虽然这两个是异体字的关系，但道经中往往喜欢用”炁“，且作”炁“，与”無“在字形上相关，这也许就是其致误之因。这种改动与注释，在某些学者眼中，可能又显得多事、大胆，但我觉得这个改动是站得住脚的。

除了在注释典故方面，我本着求深、求广的宗旨，做得比较专业外，我对《译峨籁》的错误也有不少考订。比如《文翰纪》引《水经注》之语（p91），毛西旁先生老老实实去翻书，并没有在与四川相关的卷次中找到原文，所以怀疑这不是《水经注》的内容。而我们利用全文检索系统，发现这个内容的确保存在《水经注》中，但与四川并无关联，而是与湖南境内的洣水所经之峨山县相关者，实不当收入《译峨籁》。又比如《方物纪》引韦应物”灵物出西川“之诗，”川“字，韦诗实作”山“，所谓西山者，指滁州州西诸山，而韦氏并未入蜀，这首诗也是不应该收入《译峨籁》的。这就深入挖掘了《译峨籁》在文献本身存在的问题，可以祛除疑窦，避免以讹传讹。

当然，我们的整理与注释还存在一些未尽之处。比如《宗镜纪》引灵龛和尚事，中有”处处非干佛“（p83），毛西旁据《五灯会元》改为”出处“，我查到《蜀中广记》卷八五引作”处处“，所以就没有改动，但一时又忘了说明这处异文。又比如《诗歌纪》录杨慎、余承勋之《峨眉联句》，中有”桐孙伯牙琴，篠翁伶伦籥”一句（p137），我将伶讲成刘伶，当初只是觉得刘伶与伯牙都是一个人，都是高士，如果理解成一般的伶人，谁又能说没这个可能性呢？这些问题，都还是显得不够谨慎，也是我以后要注意的地方。

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，我觉得就是可能会为峨眉山的历史文化提供一些资料，为宣传峨眉山起到一些作用。但究竟有多大的价值和影响，要看读者反馈了。

总体而言，我是本着抢救性整理现存最早的孤本峨眉山志书的宗旨来做《译峨籁》的校注工作，在校勘、注释、考证方面，做了前人没有做的。虽然还存在一些缺陷，但作为峨眉山历史文献研究的铺路石，应该还是有一些用处的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