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 言

明末清初，蜀地战乱频仍，载籍散失，大邑旧志亦荡然于劫灰中。逮乾隆十四年（1749）宋载（字大舟，号西瑜，浙江建德县人，本志卷二载其小传甚详，兹不赘言。）任邑令时，始发心修志，筚路蓝缕，功不可没。虽不知乾隆《大邑县志》具体成于何时，然观书中有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宋令改建文明书院及章炎署大邑典史事，则此志之完稿当不会早于是年。六年之间，成书四卷，其难可知。虽有康熙《邛州志》，但未见征引，其所据旧志盖仅雍正《四川通志》耳。

乾隆《大邑县志》传本甚稀，据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，仅故宫博物院所藏为足本，四川大学图书馆与大邑县档案局所藏皆为残本。1998年，大邑县牟志光、郭志斌等乾隆《大邑县志》之《校注后记》云：“1986年，函请北京故宫博物院帮助查找，故宫博物院把我们需要补缺的部分抄寄来县，使我们有了基本完整的原著。”该抄配本即大邑县近日影印重版本。虽抄录过程中多鲁鱼豕亥之误，然一函往而完璧归，此份恩情于大邑而言可谓厚重，惜抄录之人暂难详考。

故宫博物院所藏足本乾隆《大邑县志》，已于2001年由海南出版社影印，收于《故宫珍本丛刊》第205册。以此本作为校注底本，的确是不二选择。鉴于大邑县所藏抄配本已经影印出版，自然需要对其中之错讹加以考察，故以抄配本为参校本。且抄配本中卷二名宦开篇有前人眉批，也有其独特意义，不能忽视其价值。牟志光、郭志斌两位前辈在陈煊德、张伯良、陈邦图、赵德贵、崔海全、瞿湘云、夏秀英、刘仁慰、吴元庆等众多同仁之襄助下，于1998年完成了一个校注本，并印刷200册，内部流传。语云：前修未密，后出转精，殆难易有别也。尽管牟、郭注本存在一些疏误，然有功于桑梓，有功于邑志，实当勒名简端，以至不忘。该注本亦多有启发鄙人者，更当铭恩致谢！

论及乾隆《大邑县志》之疏失，主要有两点。其一为简，然前已论及，文献乏征，虽至圣亦徒叹，盖不能苛求古人也。其二为滥，同治时邑人汪濊对乾隆志颇多批评，如不少人物与大邑无涉，不应入志，赵抃、许容等是也；不少文章非关大邑山川人事，亦不当收，如《澣俗编序》《经史赋》者是也。然时过事迁，当时滥收之文，多仅靠此志而孑遗于天壤，则其保存文献之价值，又岂能抹杀耶！以布衣之见就事论事，某些官长之文自不应入大邑之志，然以宋载身为县令来看，录入上级官长之诗文，是诗文附志而不朽还是志借诗文而增色，谁又能言之了了也？

余先校注同治本，嗣后整理乾隆本，见二者在山川名目、地里远近、人事履历等方面多有出入，或系所据不同，未必古非今是也。同治本虽并未逐条说明资料源自乾隆本，但内容多与之同，亦可见乾隆本奠基之功。当然，由于乾隆本与同治本内容多有重合，予之校注亦难免自我蹈袭，非吾惰窳也，识者谅之。

鄙人才疏学浅，幸得大邑县档案局诸位领导之肯定，两次委以整理重任；责任编辑康丽华女士认真仔细，匡我不逮；又蒙大邑耆宿蔡星明前辈挥赐宏文以为序，此皆载籍重光之造化，而鄙人恭逢其时也，幸甚至哉！若能得读者诸君不吝赐教，则又幸之又幸矣！

桃杏轩主人

二〇一八年十月五日识于乐山